1977年在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发现的鞋底
我国的南方地区一年中多数时间气候温暖，先民们穿草鞋即可度日。然而北方气候寒冷，特别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，只穿草鞋难以满足抵御严寒的需求。于是，游牧民族用野兽毛皮制成了早期的鞋。根据考古发现，欧洲一万多年前的洞穴壁画中，已经有人类脚上裹着野兽毛皮作为鞋的图画。
先民利用毛皮制作鞋履的过程经历了一番探索。最初，人们只是将动物毛皮直接撕下，整块地裹在脚上，做法非常原始。后来，随着针、线的使用，人们逐渐将毛皮分成几块，分别制作鞋帮、鞋面、鞋底等，再缝合成整体。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曾出土过一双西汉时期的牛皮鞋，从这一实物上能够清晰地看到鞋身由数块毛皮组成，并用细密的针脚相连接，由此可以遥想先民们制鞋的过程。用皮革制鞋的工艺也很快传入中原地区，在记录先秦周代礼仪的《仪礼》一书中已有冬天穿“皮屦”的记载，可见先秦时期，用皮革制作的鞋已经进入了中原地区。
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出土西汉时期的牛皮鞋
根据考古研究，楼兰遗址出土的牛皮鞋是未经鞣制的生皮，与现代的皮鞋仍然有所不同。所谓“生皮”，是早期先民将动物的皮毛剥离，用来直接制作衣物和鞋履的材料，汉字中的“革”最初就是用来表示去毛后的皮。但这样的皮容易腐烂，干燥后则变得僵硬，在舒适度和持久性上都不能很好地满足生活和劳动需求。经过长时间探索，游牧民族逐渐掌握了鞣制皮革的工艺——在兽皮上涂抹油脂，经过反复揉搓，就能得到柔软且耐腐蚀的皮革，人们称之为“熟皮”。鞣制技艺很快传入中原，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㼱，柔韦也。”“韦”指牛皮，“㼱”即是经过加工的、柔软的牛皮。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记载，汉武帝向东方朔询问化民之道时，东方朔追忆了前代孝文帝的朴素生活——“身衣弋绨，足履革舃”，以劝谏汉武帝休养生息、减轻百姓负担。唐代的颜师古对“足履革舃”的注释为：“革，生皮也。不用柔韦，言俭率也。”而“舃”则是贵族所穿的鞋子。可见至迟在西汉，生皮和熟皮之间已有了明确区分，熟皮工艺在中原地区已经比较成熟，熟皮制成的鞋也得到了使用。
在中原和南方先民使用植物及其纤维制鞋、游牧民族以毛皮制鞋这两种传统的交融之下，采用多种材料制成的鞋履——“舃”应运而生。舃是古代贵族和高级官员在正式场合穿着的鞋。《释名·释衣服》：“复其下曰舄……行礼久立，地或泥湿，故复其末下。”贵族参加祭祀、朝会等场合时，常常需要站立很久，若是处在泥地里，或是遇上雨雪天气，很容易将鞋底弄湿。舃与一般鞋履的不同之处，就在于采用了双层鞋底，靠近足部的一层鞋底用皮或葛制成，下面再用木加一层底，可以起到防水作用。舃在古代庆典礼仪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，以舃作为祭祀服饰的历史从先秦持续到明代。这一皮革和植物材料综合使用的鞋履形式，是采集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与创造的结果。
古代的鞋不仅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，是人们生活和劳动的必备物品，也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，是中国传统服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记载周代贵族礼仪的《周礼》一书中有《天官·屦人》一篇，记载了周代贵族礼仪中对鞋履的要求：“屦人掌王及后之服屦。为赤舃、黑舃，赤
、黄
；青句，素屦；葛屦。辨外内命夫命妇之命屦、功屦、散屦。凡四时之祭祀，以宜服之。”当时的贵族用鞋除了鞋帮、鞋底外，还有装饰物：在帮和底之间有装饰的镶条，称为“”；鞋头处用丝带做成圆圈形，称为“絇”；鞋口边缘的装饰称为“纯”。不同等级的贵族，所穿的鞋在颜色、材质、做工的精细程度上都不相同，从而体现出贵族的等级差异。鞋履不仅可以区分身份，也体现出人在祭祀场合的庄重态度。因此，历代中国人在重大典礼上穿着的鞋履，都有相应的制度，体现着当时的文化风尚。舃从先秦的周代到明代，一直是中原王朝祭祀祖先时所穿的鞋履，可见其在服饰制度中的重要地位。
从简易原始的草编绳和包足皮，到代表礼乐文明的舃的出现，早期的鞋在制作材料上经历了采集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碰撞，也奠定了鞋履在中国服饰制度上的重要地位。
胡服骑射：靴从少数民族进入中原
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人类活动的范围愈加广泛。要在更寒冷的地区生存和劳动，就需要更保暖的鞋。战国以前，中原地区虽然早已使用“皮屦”等皮制的鞋，但难以对脚踝、小腿等部位起到保护作用。而有筒的靴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产物。北方地区冬季气候寒冷，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很早就将鞋与小腿的连接处加高成筒状，鞋筒低至小腿，高至大腿，而这种加高的鞋也就成为了“靴”。随着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频繁交往，靴子也从游牧民族被逐渐引入中原，成为中华民族服饰的一部分。
“靴”早期写作“鞾”。战国中期，中原地区群雄并起，北方少数民族也经常南下侵扰中原。处于中原与草原交界地带的赵国同时受到周边的燕国、魏国和北方匈奴、楼烦、林胡等地的威胁。在与游牧民族的长期交战中，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意识到，采取适应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、发展骑兵，是增强军事实力的重要方式，于是在赵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军事改革。在众多改革措施中，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，是他在军队推行窄袖短衣、皮靴等便于骑射的服饰，史称“胡服骑射”。皮靴在骑兵作战时不仅保暖，更能保护脚踝、小腿，防止衣物磨损，帮助赵国建立了灵活而强大的骑兵队伍，有效地提升了赵国的军事实力。靴子这种少数民族服饰就这样进入了中原地区。
靴子在作战中的优越性，使得它迅速被北方各国所接受。到了秦代，靴子已经在士兵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，秦始皇陵兵马俑中，虽然普通步兵仍穿传统的方头履，保留着中原士兵的传统装束，但已有大量穿着高筒靴的骑兵俑和穿着短筒靴的武士俑，靴上有系带，另一端系于脚背或足踝。装备了靴子的骑兵，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靴进入中原，是中国服饰制度的一次革命性的变化，它将北方少数民族的服制引入华夏文化的中心区域，挑战了周礼所规定的严格按照等级、场合穿戴鞋履的传统。从此以后，靴子逐渐成为中原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中国的鞋履形式和服饰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民族融合：魏晋唐宋时期的缤纷鞋履
从魏晋到隋唐乃至宋代，中原大地经历了民族融合的高峰阶段，这种人口的迁徙、政权的变动，也在小小的鞋履上得到了反映。这一时期的鞋履呈现出缤纷多样的局面，在制鞋材料、鞋履样式和纹饰上，都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风格特点。
鞋履花纹：西域风格与宗教文化
魏晋南北朝是民族融合的时代。随着西域佛教传入、北方少数民族建立政权，服饰的面貌也融合了多民族特点，鞋履样式变得更加丰富。这突出表现为鞋的色彩变得艳丽，出现了繁复的花样和装饰物。例如，20世纪60年代在新疆吐鲁番的一处晋代墓中曾出土过一双“织成履”，底部以麻线编成，鞋面用八种颜色的丝线织成花纹，鞋尖有对称兽纹。鞋帮上织有“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长”十个汉字。富有西域特色的艳丽色彩和汉族文字的结合，体现了当时多元融合的服饰风格。在魏晋南北朝的诗文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花样繁多的鞋履，如北魏高允《罗敷行》中曰：“脚着花文履，耳穿明月珠。”“花文履”即在鞋面上绣了花草纹样的履。南朝陈国江总《宛转歌》曰：“步步香飞金薄履，盈盈扇掩珊瑚唇。”“金薄履”是在鞋面上贴了金箔的履。金箔的制作工艺起源于东晋，与佛像装饰有关，可见西域的宗教文化也在细微之处影响了南北朝的鞋履样式。
新疆阿斯塔那东晋墓出土的
“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长”织成履
隋唐时期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达到鼎盛，鞋履的装饰也更为精巧。鞋履的装饰纹样众多，光是鞋头的装饰就有云头、凤头、雀头等多种样式。20世纪60年代，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了一双云头锦履，鞋头高翘，并呈现出云一样的翻卷形状，鞋面则用各色织锦编织出宝相花纹。宝相花是佛教的传统纹样。唐代盛行佛教，饱满的宝相花纹样也成了服饰雍容华贵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到了宋代，云纹、金箔等元素更被运用到了男性在重大典礼时所穿的鞋履上。
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变体宝相花纹云头锦履
制鞋材料：皮革的广泛应用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鞋履样式多样，既有带齿的屐、日常穿着的履，也有北方民族习用的靴子。当时，北方民族常用的制鞋材料——皮革已经广泛用于履的制作。《南齐书·高帝本纪》中描述南齐皇宫内的场景：“内殿施黄纱帐，宫人着紫皮履。”根据《通典》记载，隋代皇帝在拜祭陵墓、上朝和宴会宾客时要穿乌皮履。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中描述唐太宗创作的“庆善乐”：“舞者六十四人，衣紫大袖裙襦，漆髻皮履。”皮革也开始用于屐的制作。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屐是浙江宁波慈湖遗址发现的、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木屐，此后屐的制作材料主要是竹、木等。从唐代开始，皮革开始应用于屐的制作，产生了皮屐。皮屐用生牛皮制作，鞋底有铁钉。未经鞣制的生牛皮有较好的防水性，因此皮屐往往用来作为雨鞋。相比于木屐，皮屐制作工艺较复杂、成本较高。唐代诗人崔涯有一首《嘲妓》，诗中写道：“更着一双皮屐子，纥梯纥榻出门前。”描写了当时的歌伎穿着皮屐行走的场景。
鞋履样式：靴子的广泛使用
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，靴子不仅在军中普及，在士人中也使用广泛。北齐画家杨子华曾创作过一幅《北齐校书图》，描绘了北齐天保年间文宣帝高洋下诏整理历代典籍，文士们奉诏校书时的场景。从该图来看，当时的文士和从事辅助工作的小吏都脚蹬黑色靴子。不仅如此，靴子还进入寻常百姓家，成为百姓喜爱的一种非正式服装。《北齐书·任城王湝传》记载了当时并州地区的一起由靴子引发的案件：“时有妇人临汾水浣衣，有乘马人换其新靴驰而去者，妇人持故靴，诣州言之。”是说汾河边的一个骑马者趁妇人洗衣抢走了她的新靴子，而将自己的旧靴扔在原处。妇人持旧靴报案时，时任刺史的高湝略施巧计，称该靴是在路途中被劫的人留下的，找到了抢靴者的亲属，从而将抢靴者捉拿归案。这个故事说明，当时的男性和女性平民，都已经将靴子作为日常劳动和出行时的鞋履。
（北齐）杨子华：《北齐校书图》，宋摹本（局部）
隋唐时期，各民族与中原交往频繁，靴子更是走入庙堂。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中记载唐代皇帝的常服“赤黄袍衫，折上头巾，九环带，六合靴，皆起自魏、周，便于戎事”。其中的“六合靴”源自北朝军服，用七块皮革拼合而成，因中间有六道缝而得名。在大殿着靴也并非皇帝的特权，唐代李肇的《国史补·李白脱靴事》中就记载了唐代诗人李白蔑视权贵的惊世举动——“李白在翰林多沉饮……索笔一挥十数章，文不加点。后对御引足，令高力士脱靴。”虽然“力士脱靴”的故事可能是民间戏谈，但收录到唐人的笔记文集中，可见靴子的身影在唐代的宫廷场合也经常见到。唐代男性多穿乌皮靴，即用染成黑色的皮所制之靴，而女性鞋履的颜色则更加鲜艳，李白《对酒》一诗中“青黛画眉红锦靴”描述了当时女性穿靴的场景。这些记载说明，靴子是唐代上至皇帝、下至平民，无论男女都喜爱穿着的鞋履。至此，靴从游牧民族专用、军队专用的鞋履形式，逐步走进了汉文化的核心区域。
宋代，靴子成为官员公务时穿着的鞋履，但形制有所改变，靴子上添加了絇、、纯等汉族传统礼仪用鞋的装饰，将靴子改造为具有强烈汉民族特色的鞋履形式。尽管宋代较唐代更加崇尚儒学，宣扬礼教和“理学”，但我们今天在宋代诗词中仍能看到女性穿靴的场景，如苏轼《临江仙》中有“细马远驮双侍女，青巾玉带红靴”;黄庭坚《西江月》中有“转眄惊翻长袖，低徊细踏红靴” 等句，足见靴子在宋代依然是使用度非常高的鞋履形式。
高底风尚：明清时期的鞋履潮流
谈到高底鞋，人们往往会想到现代女性为了显示身材高挑而穿着的时尚单品——高跟鞋。无独有偶，在中国明清时期的女性中，也曾出现过风靡一时的“高底鞋”潮流。明清时期这一风尚的形成，体现了不同民族审美趋向的融合与互通。
女性对高底鞋的青睐并非空穴来风。早在南朝时期就出现了一种“重台履”，鞋底较厚、使人看起来身形修长。到了唐代，重台履更加流行，元稹《梦游春》诗中“丛梳百叶髻，金蹙重台屦”之句便是当时的写照。然而，自五代十国的宫廷中开始流行缠足之风，并逐渐将这种以缠足为美的风气传播至民间后，重台履便逐渐消亡，代之而起的是与缠足之风相适应的“弓鞋”——因缠足后足部弯曲如弓，故而得名。
明代的缠足现象较宋代更为普遍，新型的“高底鞋”也应运而生。当时女性以足部纤细为美，为了突显纤细的足尖，人们逐渐在弓鞋的基础上进行改造，将木头垫在鞋的后跟处。通过将后跟加高，使穿着起来隐去足跟、突出足尖，同时显得身材高挑挺拔，从而增加美感。这种高跟的“三寸金莲鞋”就此流行开来。山西运城明代墓葬中曾出土一双高跟弓鞋，后跟的形制与今天的高跟鞋非常相似。
山西运城明墓出土的尖头高跟金莲鞋
清代满族妇女虽不缠足，但宫廷女性仍然有穿“高底鞋”之风。这可能与满族早期的生活环境有关。满族祖先居住于东北地区，原始森林茂密，气候寒冷。为了避免游牧狩猎时蛇虫伤害和足部受寒，满族人用木块将鞋底加高。最初是厚平底鞋，后来女性为了美观，逐渐将鞋底做成上宽下窄的形状，俗称“元宝底”或“花盆底”，年轻女性的鞋底可高达四寸以上。之后，“花盆底”逐渐脱离实用目的，更加追求美观，在木质鞋底表面裹白布并加以装饰，贵族妇女的鞋面多用绸缎制成，上缀珠宝，鞋尖处还有用丝线编成的穗子等。不过根据文献与实物的记录，清代前期的满族女性仍以穿靴为主，直到清代中后期，高底鞋才普遍用于宫廷，满族中下层女性则较少穿着，可见高底鞋越来越成为一种身份、地位的象征。
明、清两代风靡的高底鞋虽形制不同，但都顺应了当时汉族的主流审美。特别是到了清代，满洲贵族虽掌握了政权，但在文化态度上，则主动融入汉族文化，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汉族审美潮流，具体到服制上，对本民族鞋履采取一定程度的改造，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鞋履形式。
小小的一双鞋子中，体现了中华大地上各族人民在面对自然时的智慧、对实用与审美价值的追求，更体现了他们对文化差异的包容态度。从用毛皮和草绳包裹足部的艰辛，到发展出多种鞋履材质和形式，从严守服饰等级制度，到缤纷的鞋履样式共存；从汉族向草原民族学习“胡服骑射”，到清朝贵族女性融入汉族文化的努力，穿着鞋子的步履不停，而中华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、彼此融合的步伐也从未停止。
（本文注释已略）
本文发表于《传记文学》2024年第1期，转载自公众号“传记文学杂志”。
作者简介
张一雄，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20级博士生。
特别鸣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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